全州建筑业发展座谈会召开 向贵瑜主持

然以愚见，本人番词虽非实情，然且只据其所通情理，亦不可恕，不必再行推鞫，尽如前后累勘所招，然后可杀也。

凌氏说：然则修身为本者，礼而已矣。然而凌氏所处的时代，汉学之流弊亦渐显现。

李翱崇奉儒家，他站在儒家的价值立场上，将佛教的心性学说杂糅于儒学，从而建构起新的儒家人性论，以实现排击佛老、振兴儒学之目的。三代盛王之时，上以礼为教也，下以礼为学也。凌氏又说：其所以复性者，复于礼也。（同上）此过程并非主体的存养和四端的扩充，而是学，学的内容就是礼。李翱的《复性书》对人性、人情以及教化之目的、内容和方法等作了系统的阐述。

而其所谓节情复性者，亦几乎庄老反本复始之义矣。郑玄认为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8】，朱熹沿着郑玄的思路说：闲居，独处也。] 天之所示，也就是天之行与事，如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 这是说，人的本性并不就是善，而是自然倾向于善，这是天生的禀性。]为此，人对天首先要怀有敬畏的态度。刘宝楠说：《诗·文王》云：‘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迅雷、烈风是自然界的现象，孔子却表现出恐惧、严肃的神情，因为这种自然现象的出现似乎有神的作用，是对人类的一种警告[ 蒙培元：《蒙培元讲孔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邢昺解释：天将丧此文者，本不当使我与知之。[ 刘宝楠：《论语正义·述而》，第372页。

知其可畏，则其戒谨恐惧，自有不能已者。] 刘宝楠解释：唯天知己。赵岐解释：天不言语……以其事，从而示天下也孟子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也。

（《孟子·离娄下》）荀子则批判性指出：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荀子·非相》），不法先王，不是礼义……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二、主体行动的原则：惟义所在在先秦儒家德性思想的讨论和表述中，信和义通常以文意上的逻辑关联的形态出现，且以义的主导性和信的从属性为主要表现形式。但在原初意义上，它们二者与伦理价值具有一定的距离，是经过历史赋义和理论阐释的过程而被纳入先秦儒家德性论之中的。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

荀子王霸政治论的真正区别在于粹、驳之分——粹而王，驳而霸：前者兼采诸子治理思想之精华而追求王道政治，后者杂而驳、一切专以图强求霸为目的。相较于以上说法，荀子以义、信来参与王霸之辩，具有启发性意义。

因此说，义—王、信—霸思想的提出，具有新的历史意义和理论向度：一方面，荀子将义、信作为王、霸分野的治理理念，不同于孟子以德、力所作的区分，使得传统王霸之辩获得了新的历史内涵。据金文和小篆字形看，义（義）上部为羊，下部为我【6】;我从戈，表示兵器。

义本指威仪、制度，形之于外表现为礼节、仪容法度（仪），潜含价值之善和威仪之美等理念，被赋予德性品格的内涵。【7】义从羊且与善美同义寓意：义的包含合宜等价值之善，正如《诗经·大雅》曰：义，善也。据上所论，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更为具体层面将信和义视为主体德性的同时，也在不同层面都提出信要以义作为价值导向的行动原则：义为宏观层面的行动理念，具有主导性和指导性的特质。上文所论诸种知行活动（主体行动、政治治理、知识言说），均在不同层面关涉对事实认知的考察，而又终归为以义制事的价值取向。另外，据学者研究《尔雅》至少成书于孔子生活的时代（杨一波：《〈尔雅〉成书时代新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6年第5期，第80 —84页）。义倾向为价值性的概念，约可归为应当的范畴。

这样的内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和义之间的矛盾张力，避免了对认知之真的偏执性追求。其义相引伸……今时所谓‘义古书为‘谊。

然而，无论是主体行动时所奉行的惟义所在的规范，还是政治治理中贯彻的义主信次的理念，抑或言说之知言合义的知识论倾向，整体上都体现为以义制事的价值取向。在具体的行为活动中，义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子曰：君子义以为上。

相较于孔孟，荀子进一步将二者视为治理理念，且参与到王霸之辩的讨论之中。【1】此处信为形容词，意为真、实。

除此之外，从语用学的角度考察显示，先秦儒家呈现出以正释义的诠释倾向【10】。21自麦金泰尔对规范伦理学指摘以来，德性思潮一度复萌，并触发诸领域的德性转向，德性认识论（Virtue Epistemology）即为代表。但现实情况复杂多变的程度往往超过了理论预设，主体难以遵从相关行为原则的情况时有发生。小人之言，僭而无征，故怨咎及之。

（《孟子·公孙丑上》）19当然，荀子并非仅以义、信区分王、霸。一、事实与价值的微观透视：信义之辩信和义作为先秦儒家五常德的内容为人所熟知，但信和义的内涵为什么倾向是善的?有无本根来源或依据?深入回溯式考察以信和义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德目原初意义及其迁变，不仅可以找到上述疑问的答案，也有利于概览先秦儒家德性传统的演进脉络。

荀子也曾批驳说：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因此，义主信从的原则有助于解释溺嫂援手与否的难题，也进一步化解了事实判断与价值选择、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的矛盾，使之趋于和谐统一。

2此外，《尔雅·释诂》载：展、谌、允、慎、亶，诚也。这一价值追求也为后世所传颂：言以事成而诚，人以言立谓信。

据此而言，先秦儒家德性传统的历史演进理应获得更多的考察和关注，然而既往关于该论题的研究成果并不尽如人意。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所以，经权之辩的发生固然源于主体行动背景的多样性或情景选择的复杂性，但其内在关乎行为与规范、知识与价值的矛盾较量。结语以上是对信和义的字源字义、用字法，及它们所关涉的先秦儒家相关论题的考察梳理。

信作名词时则包含德性价值内涵，用以指称具有守信、诚实品质德性的主体。信的推行，在于赏罚和许诺真正得以推行、君臣互信而爱民、取信于人民和盟国，由此可以使得诸侯国得以自强自立（《荀子·王霸》）。

虽然李氏之说不无道理，亦得到有关学者的肯认，但其所肯定的美化装饰之意与段玉裁之说并无冲突。（《易传·文言》）《易传》将修辞和立诚并立而论，揭明言说与成德之间的内在关系：前者明确了言说的方式，后者在强调言说内容本身真实性的同时，也重视主体品格的真诚性。

（《尚书·周书》）以继好结信。因此在先秦儒家那里，经权之辩的背后概为认识之真和价值之善的矛盾较量：在认识论层面，主体力求兼顾认识之真和价值之善。